文化革命

我自小较早独自生活，成就了对社会现实的适应性，在受当代 “听党的话”、“一心跟党走”、“扎根边疆”等政治思想的熏陶和影响，能随遇而安，融入现实的生活工作，且步入成家之旅。本以为可以这样平凡、幸福安度，岂料，文革左右了我的人生。

文革的风声来得虽然迟了些，还是吹到这个僻远、闭塞的民族乡村。传单、大字报、批判会等造反活动愈演愈烈，谁都无法回避而置身其中。

我作为公社（乡）党委文秘档案干部，也被列为揭批对象，不但受到指责还让交出所谓“黑档案材料”。出于对党的“忠心”行为，我成了“保皇派”。又因为新婚床上两床绸缎面被子，被“大字报”批成资产阶级生活，甚至要在父亲的历史问题下手连带整治，但终究未搞成名堂，没做成什么大文章，而不了了之，只是渐被旁落，“靠边”而已。

本来乡村并没有多大政治动响，一阵风声过后很快革委会成立，党委书记成为革委会主任，大局稳定，一切可以正常发展。然而一些掌权人仍以“政治挂帅”、“ 绷紧阶级斗争的弦”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为名，无限上纲批斗愈加激烈甚至上升成“武斗”，波及许多无辜，致死人事件接二连三。

我在“靠边”后脱离正业，没有正规工作就发挥自身写写画画，说说唱唱的潜能，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角色。又制作毛主席语录胸章、画毛主席伟人像、设计施工建造纪念牌坊。革委会大兴土木要建“行宫”，又令我设计施工。我别出心裁搞了个与众不同的有门庭、有明廊、有会堂、有套间、三合庭院。在建筑上也算舒展了自己一些小聪明才智。

革委会成立后的作为并没有使形势改观，令广大群众反感，人们的不满日益加剧。也激起我们这些“烈性”人的“抱负”，我们从“保”成“逍遥”，又蜕化为“反派”，也算是“揭竿”而起吧。终以“从头越”造反兵团为名，发出了“狠揭猛批XXX为首的一系列严重错误”为题之材料、传单，广为散发，分头宣讲。可以说得道多助竞一哄而起，得到90%以上群众响应，致使革委会主要领导指挥失灵，无法作为，受到群众批斗。面对当时形势，我唯恐过激失控，尽力设法避免“武斗”，不造成人身伤害和其它破坏。

虽然至今我仍认为当时的行动是正义的，并非过错，但从整体考虑在当时也还是有碍大局稳定，是不被“上面”肯定和支持的。甚至面临要被压制的境地，我也险些被“抓审”。好在我们仅限“揭”“批”，也是受到相当多民众的响应和庇护，没有过激行为。虽说出于义愤，心血来潮，还是达到了扭转歪风邪气的目的，也算是做了件顺应民心的事吧。

经过文化革命冷落后，我被启用安排到生产队担任队领导。那是距乡百多公里临乌河畔的汉族村，当时有一批下乡知青在该队锻炼，我带领他们参加生产活动，还组织学习，做操、打球、游泳，如师生般相处。

我在生产队主要在搞政务，生产由副队长操心，在队仅一年多又被调去沙尔乔湖矿山接替王贵臣负责工作。

沙尔乔湖矿山坐落在乡北边山林中。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开采，俗称蓝黑宝石（铀），供可可托海矿区。在该石滞俏后，改采云母并粗加工。我在乡工作时，曾乘骑去过几次。要穿越几重山林，有的山很陡，似乎直上直下，上山扒向马颈，下山要仰向臀部，山林间多是松树，不时看到松鼠等小动物穿梭。在入冬后，山地被厚雪覆盖，出行被封闭，有急事只有靠滑雪撬。矿山大半年是闭塞的，所需物资都要在夏季驼运备足，生活自是艰苦。

我在乡里和生产队时，曾接触过云母开采加工，此次调任去矿山负责，倒也没什么畏难，欣然应命。1972年秋上任，1973年春得到信息，要被调去县上参加筹建水泥厂工作，但乡里不愿放行，扣着通知。

我在山上困了一冬，得到讯息见有机会出头自然沉不住气，无需接令，就擅自出山回乡，接受调动。从此，我离别十来年在农牧区乡村工作和生活，转战到工业上，去经受另一番人生历程。